我们农民工干完了活，包工头甩下一张十二万的工资结算单就再没了
我上门讨薪二十次，次次无功而返，到最后被拳打脚踢。
走投无路的我绑架了他的儿子。
见到我满身炸药和他儿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模样，他跪在地上双手合十讨饶：“义光兄弟，钱我都带够了，你还要多少，我现在就去凑，求求你放过我儿子…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求求你放了他！”
他跪在地上把头磕得砰砰响，鼻涕眼泪甩了满地。
我畅快的大笑。
他不怕我拿起法律作武器，他怕的是我放下法律，拿起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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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二年的立冬，我女儿就要十二岁了。
今天她打电话给我，问我和她妈什么时候回去。
她说：“爸爸，我生日想要一个小蛋糕，外面是奶油的，腊月初七我记得呢，很快就是我生日。”
“你和妈妈答应我了，今年一定是要回来陪我过生日的，说话算话，你们不能再骗人了。”
我在电话这头，憋了好半天没憋出话来。
妻子趴在我耳朵根上听女儿说话。
我和她的耳朵中间，隔着那个小小的、会传出女儿声音的小灵通。
见我久久不出声，妻子焦急的拽了我一把，磕磕绊绊的打着手语，‘不要让女儿担心。’
我连忙应允女儿。
今年会回家陪她过生日，生日时还要给她买蛋糕。
蛋糕只要几十块，回家的车票也只要几十块。
可我和妻子的兜里现在却连十块钱都拿不出来。
三年前我父亲被查出癌症。
为了治病全家到处借钱，背上了十几万的外债，可最终他还是撒手人寰。
为了还债，我带着妻子、弟弟赵义明和弟媳辗转各大工地给人打工，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和一双儿女相依为命。
去年年初，郝少平的侄子雇了我们，在城南的工地上负责保温外墙。
